边疆地区如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百家乐- 百家乐官方网站- 在线Baccarat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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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5-07-29 20:41:16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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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9月，习在黑龙江考察期间提出“新质生产力”。之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点和实践要求在政策和学理两个层面得到深入阐释。2024年1月，习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系统阐释了“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1]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习强调要继续做好创新这篇文章，不要搞一种模式，要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2]这为各地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方向指引。边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场域，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3]2024年12月，习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深入做好边疆治理各项工作，推动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4]那么，边疆地区如何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从而助力兴边富民？

　　学界对新质生产力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内涵特质、理论逻辑和实践构想等方面，已积累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研究指出，新质生产力不仅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的守正创新，而且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理论指导。[5]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实施构筑产业发展新系统、制度供给与市场需求双轮驱动、统筹产业虚拟集聚与物理集聚等策略，也要重视发挥体制改革、培育人才、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作用。[6] 可见，新质生产力是相对于传统生产力的一种新型生产力样态。这种生产力形态深度融合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并嵌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产方式、企业组织形态、产品服务模式等根本性变革。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进一步而言，新质生产力是新型劳动者运用新型劳动资料作用于新型劳动对象的过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加速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也催生了大量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从而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质量，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质生产力对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意义重大。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关注生产力发展的空间差异以及劳动地域分工问题，并主张按照统一计划协调的原则配置生产力，合理优化生产力的区域布局。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质生产力与特定空间和区域存在紧密关联。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是生产力实现质变的重要前提和量变基础，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独特挑战。对于不同禀赋条件的区域，应分类施策构建科技创新体系、优化产业结构、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从而形成更加公平的新质生产力空间布局。边疆地区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场域，这一特点决定了其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着力培育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拓展地区生产要素，对于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进而赋能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学界关于边疆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空间广阔。相关文献频率较高的关键词是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数字技术、内在逻辑。同时，既有研究主要关注理论层面探讨和政策层面归纳。一方面，理论层面探讨聚焦于边疆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历史脉络、理论逻辑和现实依据。研究指出，边疆地区具备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需求和必备条件，但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产业基础薄弱、科技创新滞后、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同样制约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推动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加快产业体系优化重塑，提高区域发展的竞争优势。[7]另一方面，政策层面聚焦于边疆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政策举措和实现路径。边疆地区依托资源禀赋、特色产业基础、地理位置、对外开放等优势，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能源、生物产业、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持续挖掘和激发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人才发展和制度变革的新动能。[8]

　　已有研究为理解边疆地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有益启示，但仍存在如下局限：一是偏重规范阐释，重点分析边疆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缺乏有力的数据支撑；二是偏重单一维度和因素分析，缺乏多维要素的整体性讨论；三是研究局限于特定区域，以东北和西南边疆省区居多，而以边疆地区为研究对象，并从宏观层面探讨其发展框架和路径的研究较少。为弥补这些不足，本文将立足体制机制改革，从一般意义上探讨边疆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优势条件、现实挑战和实践路径。

　　边疆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内含了深厚的理论逻辑，而且具有强大的现实支撑。新时代以来，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突出成就，主要经济指标均大幅跃升（如表1所示）。根据权威数据测算，2012—2023年，我国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边疆九省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从10.4万亿元增长到17.5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6万元增长到约6.5万元。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2012—2023年，边疆省区的科技研发力度不断加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从697亿元增长到1320亿元，翻了近一番。可以说，边疆地区既有必要、也有基础、还有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总体而言，边疆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资源禀赋支撑坚实、撬动催化因素多样、制度保障有力三大优势条件。

　　边疆地区一般具有地广人稀、地形复杂、海拔高等人口地理特征，森林、水、矿产、土地等资源富集，且集中了我国主要的高山、草原和沙漠，生物种类多样。资源禀赋优势为科技创新催生产业变革奠定了独特基础，也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首先，边疆地区蕴含丰富的水资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的数据，2023年边疆九省区水资源拥有量为10851.9亿立方米，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42.09%。其中西南边疆（包括云南、广西、西藏三省区）水资源尤其丰富，达到7449.8亿立方米。除甘肃和辽宁外，其余边疆省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西藏更是高居全国第一位。这就为高性能计算机等需要耗费大量电力的新质生产资料提供了支撑。其次，边疆地区矿产资源富饶。边疆地区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资源总量在全国储藏量中占比较高，特别是石油储藏量占全国的近50%，同时以风能、太阳能为代表的新能源蕴藏量也极为丰富。此外，边疆地区铅矿、锌矿、银矿等有色金属和贵金属储藏量占全国储量的比重均超过70%。充裕的矿产资源为边疆地区发展新型储能产业、新型电力系统等提供了前提条件。此外，边疆地区是国家自然保护区的聚集地，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绿色发展提供基础条件。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的数据，边疆九省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全国的69.67%。其中，仅新疆和西藏拥有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就达到4944.3万公顷，占全国总量的一半。有观点认为，西藏野生物种多样，特色植物超过一千种，倘若以现代科技研发利用西藏特色药用植物，可能形成具有良好应用前景的新产品。

　　边疆地区是国家领土的边缘地带，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存在天然的地缘联系，并具有沿边、沿海或沿江的区位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仅体现在地理位置上，更表现为贸易和交通便利，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的区域协调发展以及高水平对外开放相契合，从而为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大动能。其一，边疆地区经济区位优势凸显，有利于推动各类新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伴随沿边开发开放和共建“一带一路”，边疆地区逐步从发展边缘走向内连外通的前沿，区域开放平台建设不断完善。据统计，目前我国边疆地区已有9个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18个边境经济合作区、3个跨境经济合作区。[9]同时，边疆地区已成为“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周边国家开展区域合作的重要接合部。比如，云南是中国—中南半岛、孟中印缅两条经济走廊的关键节点，具有将国内大市场与南亚、东南亚市场相连接的潜力。借助自贸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建设，边境内外在基础设施、产能、物流、服务贸易等方面进一步融合。其二，边疆地区交通区位优势增强，能够与邻国加强互联互通。边疆省区已基本形成集公路、铁路、民航、管道于一体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中欧班列、广西防东铁路、中老铁路、东北铁海快线等线路的开通运营，为沿边地区开展贸易合作和共享发展红利提供了便利。“十四五”期间，国家还将支持边疆省区27个城市建设全国性和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的均衡布局，将进一步增强边疆省区城市的交通区位优势，提升城市的集聚辐射能力和国际服务功能，为边疆地区构筑枢纽经济新优势创造条件。

　　国家的政策支持和来自全国的支援，成为边疆地区克服各种困难的依托，并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政治和制度保障。一是财政扶持。我国建立边疆和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持续扩大转移支付范围，已涵盖了五个自治区以及少数民族分布较多的省份，并不断加大中央财政补助力度。有研究指出，2017年西藏全年95%的财政支出来自中央财政补助，足以反映中央的支持力度之大。[10]边疆地区与民族地区多有重合，同样可利用上级财政扶持改善基础设施，加强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进而吸引更多新的生产要素。二是差别化支持政策。党中央围绕边境经济合作、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发展、教育惠民等制定了一系列差别化支持政策。如中央组织部联合多部门制定边疆和民族地区人才支持计划，选派科技、教育、社会工作等领域专业人才，服务地方发展。又如2023年商务部等17部门制定《关于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边（跨）境经济合作区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为优化要素供给、推进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保障。边疆地区可借助差别化支持政策，加强与国家腹地和周边国家的合作，嫁接优势资源，推动本地产业创新。三是对口支援。作为破解规模治理难题的独特制度安排，对口支援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了民族团结稳定，并日益重视对口合作的发展方式。[11]各地对边疆地区的对口支援已从单一的经济援助转向多领域、多层次帮扶。根据新疆尔自治区2020—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公布的数据测算，党的十九大以来，19个援疆省市累计投入援疆资金1340亿元，实施援疆项目超1万个。边疆地区可依托全方位的支援，聚焦具有本地优势的前沿科技和新型业态，创新性配置生产要素。

　　习指出，“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12]这一重要论述为边疆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了方向。特别是其中的“先立后破”，既是因地制宜的前提，也是分类指导的题中之义。总体而言，边疆地区面临市场、产业和管理三方面的现实挑战。区域特征和内生因素决定了边疆地区的经济集聚度不高，也导致产业竞争力提高受阻。而管理机制制约又进一步放大了边疆地区要素集聚和产业发展的短板效应，从而影响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进程。

　　边疆地区幅员辽阔，具有人口密度低、人口收缩型城市集中、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等特点。这会制约区域经济集聚度和辐射能力，使得经济活动缺乏足够的消费和投资需求支撑。边疆地区的人口和生产活动不容易形成规模效应，直接影响市场体量。值得关注的是，一些边疆地区人口持续流失，人口收缩型城市增多。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测算，我国共有111个人口收缩型城市，其中有52个位于边疆地区，占比近50%。在16个出现人口严重收缩的城市中，更是有13个位于边疆地区。[13]从地理分布看，边疆地区人口收缩型城市主要集中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甘肃等省区，且初步呈现连片化态势。这不仅会进一步降低人口密度，还会弱化市场流动性，降低边疆地区发展要素集聚能力。此外，边疆地区往往地形复杂，抬高了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使得边疆地区在吸引外部投资和人才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如西北边疆地形以高原、山地、河谷为主，汇集了数十座世界级高山，给电网、通信、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极大困难。以新疆抵边村寨农网改造为例，为解决阿克翁库尔村某牧业点25户牧民的通电问题，国家电网和自治区投入大量资金，工程的户均投资额超过70万元，改造成本远高于内地。

　　一是产业结构单一且整体层次偏低。从三次产业结构占比看，边疆九省区第一产业占比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最高的省区达到22.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比则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表2所示）。边疆地区产业主要是农产品、矿产资源开采和简单加工，多依赖于本地自然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其产品在市场价值链中处于较低端，与新质生产力要求的高端化、智能化相比差距较大。二是外贸商品结构亟待升级。边疆九省区外贸出口大多以纺织品、服饰、民族工艺品、金属矿、农副产品为主，主要集中于原材料的初级加工环节。尽管边疆地区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规模也日益扩大，但主要还是能源资源型、劳动密集型产品，缺乏深度开发且科技含量不高。根据公开数据测算，西南边疆和西北边疆省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都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最高达到46.37%。三是贸易业态和渠道有待优化。一方面，不少沿边地区贸易以边境贸易为主，虽然有其必要性，但也限制了贸易规模和发展质量。例如，根据《新疆尔自治区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测算，新疆边境贸易额占其全部对外贸易的比重约为53%。过度依赖边境贸易会导致对外贸易渠道单一，降低了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边疆地区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外贸新业态的市场规模较小，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强。

　　如上文分析，边疆地区通常战略目标叠加且政策支持富集，这在促进当地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从一定意义上说，边疆地区管理机制制约了政策执行效果，导致政策优势难以真正转化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优势。一是管理机制和方式有待创新。相比东部发达地区，部分边疆地区的政府数字化转型滞后，一些地方仍然采用传统管理方式，办事和管理的“两张网”尚未建立健全。加之有些部门间数据共享不充分、规范标准不统一、平台建设集约化程度不高等问题，不利于畅通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也容易导致经营主体交易费用和行政运行成本较高。二是政策适配性和连续性有待增强。边疆地区开发开放的要素和路径均不同于沿海地区，若简单复制沿海经验而忽视边疆实际，可能会带来政策供给的不适配。此外，由于复杂的国际环境，一些边疆地区的政策可能缺乏连续性，降低了经营主体的稳定预期，从而影响其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这对于需要长期规划和投入的区域经济发展较为不利。三是政策执行效果有待优化。边疆地区的社会矛盾和各类风险比较复杂，因此政策有效执行尤其需要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例如，边境管理就涉及属地政府以及公安、海关、市场监管等部门，可能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甚至基于部门本位和自身目标函数执行政策，带来政策摩擦和阻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着力点。应坚持因地制宜和体制机制改革，以发展壮大边疆特色产业为重要基础，以数智技术为重要手段，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重要载体，以制度创新为关键保障，推动形成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边疆治理新局面。

　　因地制宜，意味着新质生产力不可陷入同质化竞争。边疆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兼顾边境的特色、绿色的亮色以及科技的成色。首先，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边疆地区可开发利用丰富的太阳能、风能和水能资源，不仅满足本地能源需求，同时助力全国能源供应。在详细评估边疆地区新能源资源蕴藏量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加强输电线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边疆地区新能源的接入效率和外送能力。特别是创新“新能源+储能”模式，利用数字化技术降低储能成本，提升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经济性。其次，发展壮大特色农林产业。边疆地区要充分利用其特色农业和林业资源，开发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使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相匹配。可依托边疆地区国家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等平台，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引领优势的精深加工企业，提高玉米、青稞、食用菌、林果等特色农产品的附加值。同时，要加强地理标志保护，打造农特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例如近年来受到众多消费者青睐的“蒙字标”就是成功案例。还可以打造中医药（民族医药）康养小镇，发展草药种植和有机食品生产，推动养老服务全面绿色转型。最后，发展壮大边疆文旅产业。边疆地区民族文化底蕴深厚、自然风光壮丽，具有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独有优势。可围绕沙漠游、古道游、牧户游、研学游、探险游等培育文旅新业态，优化特色旅游路线，丰富旅游体验。还要加强跨区域联动，继续探索建立跨境旅游合作区，拓展旅游发展空间。通过打造特色旅游目的地，既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居民增收，又增进外界对边疆文化和民俗的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导动力是科技创新。边疆地区应以数智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打造新质生产力的坚实载体。一是加强科技创新资源的集聚和整合。如东北边疆的科教资源相对丰富，可着重整合本地高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的研发资源，围绕地区主导产业搭建协同创新平台，实现优势叠加。同时可强化东北边疆的科研机构和骨干企业与京津冀同行的合作，实现创新资源共享以及关键技术联合攻关。其他边疆省区可发挥其交通和区位优势，探索开展国际科创合作，特别是面向“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建设科技走廊、联合实验室等，促进国内和海外市场创新要素的流通和集聚，带动区域科创水平的整体跃升。二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传统产业要成为新质生产力产业载体的组成部分，必须以数智技术创新驱动其转型升级。[14]边疆地区拥有通过数智技术开拓传统产业和市场的巨大潜力，要加强5G网络、区块链、大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积极融入“东数西算”等重大工程。特别要发挥内蒙古、甘肃等国家算力枢纽节点的引领作用，带动边疆其他省区参与算力网络的合作共建，优化算力资源配置，夯实产业转型升级的数字底座。同时整合涉农涉牧数据，建立智慧农牧业综合服务平台，实现科研、生产和经营销售全链条动态监测管理，提高边疆地区农牧业的现代化水平。三是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边疆地区拥有发展节能环保、先进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量子信息等新产业的基础和空间。可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举措建立科技园区，吸引人才和投资，促进产业集聚和创新。重点可围绕生物医药、氢能源、航空航天、智能汽车等产业，推进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此外，超前布局类脑智能、第三代半导体、石墨烯、高分卫星等具有高成长性的未来产业，并推动未来产业与当地特色优势产业融合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要依靠高新科技驱动，更离不开有力的制度保障。推进生产关系变革，是边疆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要努力破除不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堵点，打造良好发展环境，将边疆地区的优势潜力真正转化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动力。一方面，要增强政策适配性。国家层面不仅要继续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政策供给，而且应关注政策的有效衔接和精准适配。立足边疆地区实际，围绕国家层面的财政、货币、科技、产业政策，出台有针对性的配套举措和工作机制，增强政策的功能适配性。可充分考虑边疆内部的空间异质性，制定差异化的科技创新、项目投资政策，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增强政策的空间适配性。重点关注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等群体，精准识别其政策需求。在加大财政补贴的基础上，加强公共文化建设，增强政策的群体适配性。另一方面，要处理好对口支援中的横向府际关系，优化政策实施效果。针对对口支援存在组织协调不统一、政策工具单一化、人才支援力度不够等问题，要健全边疆地区对口支援的管理体制，特别是强化专门负责边疆地区对口支援的组织机构或议事协调机构，完善常态化的统筹协调机制。同时综合运用多种类型政策工具，尤其要注重社会性政策工具运用，发挥支援地和受援地的公众、社会组织以及经营主体参与的作用，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边疆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关乎区域高质量发展，而且与国家安全、民族团结以及边疆治理现代化紧密相关，还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环节。马克思主义多关注生产力的整体发展和劳动的地域分工，较少探讨特定区域生产力的差异化发展。本文聚焦边疆地区，认为其具备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坚实基础，拥有资源禀赋优势、区位优势和制度保障优势。同时，边疆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还面临诸多挑战和难题，具体表现为区域经济集聚度低、产业竞争力弱、管理机制制约等。因此需要根据边疆地区实际情况，发展壮大边疆特色产业，以数智技术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体制机制变革为牵引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应当承认，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项需要久久为功的长期任务，因此未来需进一步思考如下问题。其一，边疆地区如何立足自身特色和产业优势，拓宽优势条件转化的通道，持续激发内生动力；其二，如何利用新兴科技手段助力边疆地区培育新质劳动者，完善面向创新型人才的社会政策体系，有效吸引和留住人才；其三，如何以扩大制度型开放为牵引，营造开放创新生态，加速国内外优质资本和先进技术集聚，增强地区发展韧性和活力。这些问题值得后续研究进行深入探讨。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习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研究”（23VMZ009）。

　　[作者简介] 胡颖廉，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陈晔，浙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党建教研室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