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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并不平静，比较教育的责任非常重大，因为我们不仅仅要为这一代建立和平的世界，更重要的是教育下一代和谐共生。”2008年10月12日，作为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奠基人，顾明远用这样的开场白回顾比较教育学科30年的发展历程。在教育全球化的今天，“和谐、差异、共生”成为了比较教育学国际学界的主要话题。全球化时代与建设和谐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背景下的教育发展；教育全球化、和谐教育与文明冲突；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教育及其发展；教育全球化与人类共同生存等，是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关注的话题。

　　记者在此次论坛上见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世界比较教育学会会长克莱因索迪安教授，世界比较教育学会前会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所长马克贝磊教授，欧洲比较教育学会会长罗伯特柯文教授（英国），欧洲比较教育学会前会长于根施瑞尔教授（德国），比较与国际教育学会会长亨利莱文（美国），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会长大塚丰教授等。他们一如既往地支持这个在中国举行的比较教育学术活动。与此同时，曾经产生过杜威、孟禄、陶行知等著名教育学家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顾明远以荣誉教授职衔。

　　南非开普敦大学教授索迪安在发言中指出，教育应该能够成功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这也是反思教育发展的过程。在改革旧形式不足之处时，全球化为教育发展也提供了新的机遇。在这些不断产生的机遇和挑战中存在着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一直影响着教育的发展。

　　例如，现在有人批评教育只是为了让学生们具备工作技能而存在，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教给学什么是公平和民主的核心精神。这种批判越来越多，但索迪安认为，教育系统本身不存在这样的制度设计的缺陷，问题在于我们必须影响政策制定者，必须坚持传统的教育理念。“教育不是仅仅让学习者具备学习能力和技能，而是要考虑他们所处的环境，来实现教育的多种目的。”索迪安说。

　　罗伯特柯文表示，教育在很多国家已经成为技能形成的制度载体，在这些国家，人们认为知识只有当其有实际意义时才成为知识。因此，教育关注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也就是说教育已经根植在经济之中。很多国际组织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今天，很多人把多元文化教育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是用来解决国际教育问题的手段。

　　在教育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应当通过国际理解教育弘扬宽容多元、尊重差异的精神，并通过教育政策和制度的调整加强国际间的教育合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英杰指出，大多数国家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强育的工具性，即要求学生学习各种实用技能。由此，就忽视了当代教育中的经典学科，只重视个人主义的某些狭窄领域，削弱了个人作为集体成员的责任感，而这恰恰是比技术能力更宝贵的品质，也是国家和个人发展所必需的。综上所述，比较教育学科作为研究“差异”的领域，应该一如既往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方面。在培养引领和指导实践教师、教育者和决策者时，比较教育学科应向其传授一种方式，帮助他们理解社会包容和社会排斥的过程。

　　马克贝磊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曾任教多年，现在，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他说，UNESCO的工作经历让他改变了对比较教育学的看法。

　　贝磊说，过去在大学工作时，接触得比较多的是学者，很少接触官员和国际组织；此外，政府官员也很少和学者们交流，因为他们认为学者的想法太学术化了。“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走出去，大学和政府之间需要更多交流。”贝磊说。接着，他和大家交流了他在UNESCO学到的东西。

　　在UNESCO，科学、教育和文化三者是联系在一起的。二战后，UNESCO坚信战争源于人类的心灵，所以要从人类心灵去实现和平。于是在《联合国》中就有了“教育有助于和平”的理念。如果只是教育本身，可能还很难改变世界，所以，UNESCO认为将教育、科学和文化联系在一起才能实现和平的目标，但这需要很长时间。

　　贝磊强调，UNESCO当年提出的和谐共存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60年前，国家是强势的中心，今天整个世界环境已经变化了，我们有更先进的技术、有更多的国家、有更多的人口。今天的比较教育研究者应当学会随着时空转变而改变研究教育的方法。

　　过去60年间，UNESCO一直致力于达成差异和共存。它认识到，只有差异才能强大，就好像生物多样性一样，所以UNESCO非常重视语言差异的问题。但是，今天这个宏大目标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例如全球化和经济问题。

　　贝磊最后说，今天的UNESCO更加小心，它不再轻易地认为教育能够改变这个世界，而是要在和谐和共生之中推进教育、在实践中小心作出结论。

　　王英杰指出，大学不仅是全球化的对象，还是全球化的媒介和代理人，大学是全球城市连接网的网点，大学文化具有国际性。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程度与该国家的全球竞争力之间呈正相关。

　　高等教育全球化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全球化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大学办学模式的趋同，美国研究型大学已经成为世界普遍效仿的模型。在上海交通大学提供的大学排行榜中，前20名中有17所美国大学，前100名中有54所美国大学，前500名中有1/3是美国大学。美国是留学生接收超级大国，共有58万名留学生，其中中国留学生15万名。潜移默化的，中国有50%的校长、80%以上的两院院士、90%以上的院长和系主任有留学经历。

　　王英杰认为，美国大学的经验不是可以全部照搬的。“我们不应向美国研究型大学学什么？”他说，美国研究型大学里有“分”的文化，即教学和科研的分离，学科的分化与隔离，教师与学生的分离，重实用轻文化、重个人轻团队、重竞争轻合作的倾向，重“数”而轻“人”的倾向，“企业化”倾向等，这些都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那么“我们应向美国研究型大学学习什么？”回答是批判与创新的意识和精神、保证自由探究真理的制度设计和组织安排、公开性和国际化。

　　王英杰说，中国文化遗产对大学发展和知识生产可以作出贡献。在大学中提倡和而不同，就是要实现：保守与创新的和谐统一，规模与质量的和谐统一，教学与科研的和谐统一，教与学的和谐统一，学科间的和谐统一，学院文化与管理文化的和谐统一，个人主动精神与团队精神的和谐统一，放任与问责的和谐统一（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大学的无序与大学的社会责任）等等。

　　在高等教育全球化的趋势中，如果中国要承担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历史使命与责任，为世界知识体系作出自己独创性的贡献，就要加入这一全球化的大潮中去，建立现代的大学制度和文化，同时发扬和传递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构建和谐型大学。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和而不同是大学发展的唯一正确战略选择，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都是没有出路的。

　　柯文为当前的比较教育学发展提出了很多现实问题，值得思考。柯文说，解读全球化，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什么？假如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首先看到的是美国、英国、法国等，还可以看到苏联或俄罗斯，后来中国开始看到其他国家。因此，简单地说，比较教育就是解读全球化，看看别人在教育方面怎么作。

　　如今的比较教育研究者已经成为从一个地区借鉴教育经验的专家，我们同时还在教育的各个阶段和教师的专业阶段提供各种建议。很多比较教育学者都是研究制度，而不是教育本身，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在教育制度上取得进步。因为我们深陷其中，摆脱不了经济的困境。

　　今天，一些国际组织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他们以经济的语言来交谈，人们忘记了去理解教育本身。

　　“所以，我们面临很多问题。”例如南斯拉夫的战争，很多国际组织想用比较教育式的方法来解决。但是社会融合问题是国际政治的问题，比较教育究竟如何发挥作用？这值得思考。

　　柯文认为，当今世界被理性主义、革命主义和现实主义所主宰着。UNESCO曾经是理性主义的推崇者，它过去提出的理想是不存在的，战争依然存在，不同的思想依然存在于人们的脑中。如果比较教育学者不能以现实主义和革命主义的态度来接近现实，是不能解决教育的实际问题的。

　　“思维的程式化的痼疾在社会中还是存在的，不曾消失。”柯文说，例如南非地区还是存在种族和语言问题，我们都不曾在比较教育学中解决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比较复杂的、成熟的分析性手段来面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