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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将一种文学样式改编为另一种艺术形式，成功先例比比皆是，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洪升的《长生殿》，这些经典之作，大多由文言小说、诗歌中取材，然后形成说唱艺术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后人难以企及的巅峰，因此根据四大名著改编的作品可谓是层出不穷，从未间断过。20世纪80年代开始，根据四大名著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创造了当时的收视热潮。八七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更是创下了高达70%以上的收视率。随后，四大名著的另外三部《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也纷纷以电视连续剧的形式登上电视荧屏。人们工作之余，最主要的休闲方式之一就是全家围坐在电视机前，兴趣盎然地欣赏这些电视剧。古典名著的改编可谓空前成功。这些电视连续剧基本上采用了还原小说、忠实于原著的改编原则，利用原著本身的艺术魅力和古典名著的知名度赢得观众，既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也收获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我们怎样评价这个时期古典名著改编的成功呢？人民网的一篇文章《意义、生产、消费：电视剧的历史与现实》中是这样说的：“四部古典小说的改编和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拍摄不仅在政府、市场、知识分子之间找到了结合部，而且也在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人、大陆文化与全球中华文化之间找到了结合部。”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文化产品相对匮乏，人们的文化需求很大程度上得不到满足。四大古典名著第一次以电视剧这样一种视觉艺术形式展现于荧屏，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与观赏欲望。而且四大古典名著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作品，这无疑让人们产生了比较的欲望，心中的古典名著与电视连续剧是否相符，观众在欣赏电视连续剧的同时也得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四大古典名著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之所以成功的非常客观的原因。进入21世纪，根据古典小说、民间传说、野史轶事改编的电视剧充斥着各地方电视台的黄金时段，而观众们的反映却褒贬不一，专家学者以及文化界人士也对此提出了质疑。争论的焦点大多集中在篡改甚至颠覆古典名著，电视剧的演绎与历史不符等等这些层面上。

　　影视作品与文学作品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艺术形式。影视作品是具象的表现形式，观众只能被动地强迫性接受，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观众的想象力。而阅读文学作品却最大限度地要求读者发挥想象力，只有这样才能把文学作品中的描写转化成读者脑海中的一种固定场景，读者才有可能有兴趣读下去。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与读者的文化背景、阅历以及文化修养是密切相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形式的改编都不可能完全“忠实于原著”，改编者不可避免地在改编的作品中体现自己的思想意志、艺术取向和价值观。

　　古典名著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文化的圣殿，尊重原著是对传统、历史、文化的敬畏。据媒体报道，2007年9月26日至10月13日，由知名美籍华裔导演陈士争执导，巴黎夏特莱剧院制作，中、法、英、德、美等国艺术家联袂打造的音乐剧《猴：西游记》在巴黎夏特莱剧院连演16场之后，又加演3场，场场爆满，轰动巴黎。这是中国古典名著改编产业化运作的成功范例。剧中的情节保留了《西游记》原著的基本轮廓，包括石猴出世、闹龙宫、王母娘娘蟠桃宴、如来神掌、西天取经、三打白骨精、火焰山等等。而艺术表现形式却让人耳目一新，它把京剧、歌剧、杂技、武术有机地融为一体，歌剧咏叹调、现代摇滚乐、西洋古典管弦乐、现代电子打击乐与中国琵琶、古筝等民乐组合在一起演绎了一出精美绝伦、令人震撼的视觉艺术盛宴。这出音乐剧的成功得益于剧组的专业人士对文化市场规律的精心把握。两位英国音乐和舞美造型主创先后三次到中国的云南、贵州、湖南等地采风，去峨眉山礼佛，亲身感受中国文化，他们将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融入西方歌剧，赢得西方观众的欢迎。

　　无独有偶，2007年年底，在第九届上海国际艺术节上上演的大型全景舞台剧《红楼梦》却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原本不足七成的上座率，戏未过半，又有大半观众拂袖而去，门票价格数百元乃至近千元，黄牛党忍痛狂降到十块钱，最后还是砸在自己手里。据介绍，此剧是融合了话剧、舞蹈、歌曲、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通过时空交错的叙事手法构思而成。这场号称投资2000万元人民币的剧目对原著进行了颠覆性的改编，为了吸引观众眼球，剧组聚集了诸多大腕明星及选秀新人。耐人寻味的是真正的本土文化在本土观众面前，却出现了水本土不服的症状，似乎有些令人费解，这也许反映了业界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著名红学家李希凡先生认为，对《红楼梦》的理解深度影响对《红楼梦》再创作的态度。他认为“对于像《红楼梦》这样的经典，不能靠搞大片的运作模式，单靠大投资拍不出《红楼梦》的文化底蕴”。对于历史文化古迹由于商业开发而遭受的破坏，他也表示了自己的忧虑，“不能以牺牲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为代价，去促成文化的产业化，文化有它的特殊性，产业化不能等于商业化，我们必须能够保留一些真的东西，然后才能去挖掘它的产业价值”。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孙玉明认为，任何艺术形式的改编都必须怀有一颗尊重文化尊重经典的虔诚之心。对于这次古典名著改编市场化运作尝试的失败，他的看法是“倘若把握不住原著的神韵和内涵，不考虑各种艺术形式之间的差异，只是一味地迎合与媚俗，则必然会糟践了文学名著”。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沈治均对这场“极尽哗众取宠之能事”的全景舞台剧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谁更尊重原著谁就更靠近光荣的胜利之神。遵循艺术创作规律，把握市场运作规律，是古典名著改编成败的关键。“市场规律是冷峻严苛的，任何一个自豪感尚存的民族，都不可能鼓励糟蹋自家优秀文化遗产的行径不管是以学术的名义，还是以艺术的名义。”

　　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是巾帼英雄形象的典型代表。美国迪斯尼公司制作的动画片《花木兰》，创作灵感来源于这位1000多年前中国女性的传奇故事。《花木兰》全片的故事情节以及人物性格完全是美国式的，花木兰突破传统意识束缚，追求个性释放，努力挑战自身，实现自我价值反映了美国式的精神理念。中国的文化图腾“龙”被打造成美国式幽默诙谐的原创角色“木须龙”。这部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壳，兜售美国的迪斯尼文化的动画长片，在全球循环放映，总收入高达3亿多美元。最近，迪斯尼公司宣布，将投资8000万美元开拍取材自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动画片《宝玉》。面对如此咄咄逼人的文化“侵略”，如何深度挖掘传统文化的精髓，制作出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已经刻不容缓地摆在我们面前。尊重传统文化不等于墨守成规，保持传统文化的纯粹性对于学术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有着重要价值，对于文化产业而言，反映当代社会主流的价值观，迎合当代观众的审美趣味，才能赢得市场。

　　中华民族创造的华夏文明具有博大的包容性，我们这个民族向来就善于对外来文化吸收并加以改造。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赵国实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从此由弱变强，令中原其他各国刮目相看。佛教从古印度传入中国，对中华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口头上经常说的“一刹那间”如何如何，刹那是由梵语音译而来，佛教的影响可见一斑。被我们称之为国粹的京剧，最具表现力的伴奏乐器是京胡，其实它是一件从古代西域传入中原的乐器。凡此种种，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例证不胜枚举。中华文化也是这个世界上生命力最顽强的文化，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从未间断过，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注释。最近，日本富士电视台推出的连续剧《西游记》被中国观众和网民集体炮轰，痛斥其“亵渎”中国古典名著，但该电视连续剧在日本却创造了29%以上的超高收视率。有趣的是同样是根据《西游记》改编的网络游戏，却鲜有网民对其文化属性大肆批评，在虚拟的网络时空里被虚拟了的古典名著彻底地被异化和蜕变，而玩家们的关注焦点却来了一次“乾坤大挪移”，游戏的玩赏性成为这些玩家们唯一谈论的话题。基于民族情感及对传统文化的民族自尊，对恶搞中国古典名著的批评，甚至一些网民们的谩骂，我们可以理解和理智地认同。但就文化产业而言，这样的批评无济于事。按照产业化方式包装和运作的网络游戏，正是遵循了产业化运作的规律而获得成功的。

　　纵观人类历史和社会文明前进的脚步，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文明前进的步伐伴随着重重障碍，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每一次解放，都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改变必然会带来对传统文化认知上的痛苦，但改变也只有改变才会带来创造的机遇。也许我们还记忆犹新，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那场席卷全国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辩论，最终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这场大辩论，就没有后来思想观念的大解放，也就没有今天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韩国文化交流财团理事长申铉泽在回答中国媒体记者关于文化产业方面的问题时说：“仅有传统文化并不能形成强大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完全不同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厚重的底蕴，如何深度挖掘这座文化宝库里的财富，按照产业化的方式运作，是值得每一个文化产业界人士深思的问题。